“1928年4月午后,可真热啊——老毛,你哪来这么好的心情?”蔡协民拍掉额头的汗,抬头时,毛泽东已经戏谑地指着自己肩头的那位女同志。就是这样一句玩笑,把曾志和毛泽东的缘分拉开了帷幕。
当时的红七师驻扎在井冈山西北角,枪声偶尔零星,空气里却始终混着松脂味和硝烟。曾志本不在日程上,她只是怀着身孕随丈夫暂住前线。毛泽东见状,把作战地图往怀里一塞,笑说:“有孕在身,得赶快往后方调,不能耽误大事。”一句话,送来一匹小黄马,也送来一份终身的情谊。
短短一年,形势急转。部队下山后,“女同志是累赘”这样的风声开始冒头。曾志脾气火爆,当场顶回:“凭什么说我们是包袱?!”会场一片静。毛泽东敲桌,脸沉:“你当女皇了?轮到你一个人说话?”虽是批评,可他故意留了三分轻松。夜里,曾志挨帐篷向毛道歉,两人一合计,把女同志重新编进情报、医疗、后勤三个系统,自此“包袱论”没了市场。这事后来常被老红军谈起——“不打不相识”原来还能这样用。
说来巧合,1929年冬,贺子珍待产。毛泽东要率部去赣南,只能把照看之责交给“急性子”的曾志。曾志一听火气蹿上来:“我来干革命,可不是来当保姆。”帐篷里两人僵成一团,外头北风呜呜。最终毛泽东放软声音:“她信得过你。”曾志沉默几秒,转身找热水、找剪刀。孩子平安出生,误会消散,两位女红军也成了“难得的闺蜜”。
进入三十年代,曾志被调往中央苏区组织部;毛泽东远在长征路。一路血战,一路消息零落,却偏有一种惦念在。长征结束,毛来到延安,一双洗到发白的粗布袜子常挂炕沿。有人问何不换新的,他摆手:“老战友心意。”这双袜子,正是曾志在陕北集市翻箱倒柜挑来的。她说那段路难走,能送上点贴身物件,“就算不在身边,也算陪着走长征。”老毛听了,只是嘿嘿笑。
1938年春,曾志结束在莫斯科的学习返延安,正赶上毛泽东准备与江青登记。延安小院灯光昏黄,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眼神,意见不一。毛拉着曾志到院外低声:“我怕同志们误会,你怎么看?”曾志想了想,回一句朴实:“你需要有人管吃穿,也需要有人能跟你顶嘴,我支持。”毛泽东长舒一口气,笑骂“你小子最懂我”。一句话,胜万言。
1949年后,曾志跟随陶铸来到广州,主持中南局妇女工作,日夜忙得脚不沾地,和毛泽东的见面竟成了稀罕事。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,毛忽然来电:“能把贺子珍找来吗?十多年没见了。”曾志二话不说,按保密程序转了几道弯,把贺子珍送到庐山疗养院。一扇门静悄悄关上,曾志在走廊守了整整四小时——她说自己那晚心里五味杂陈,既替老友圆缺憾,也在想革命究竟带走了多少私人的幸福。
遗憾的是,历史不会因为友情就按暂停键。六十年代后期,陶铸挨批,曾志被下放陕西。沟壑间的黄土窑洞里,她想不通:“为什么闯到最后,反倒不让说话了?”1974年,一纸调令把她召回北京。毛泽东见到已是满头白发的曾志,声音低哑又缓慢:“人总会老,走着走着就不由己。”多年豪迈,此刻无奈尽显。离开中南海那天,曾志在车里发着呆,只留下一句喃喃:“主席,也是普通老人。”
进入八十年代,曾志担任全国妇联顾问,偶尔在公开场合被问及与毛泽东的私交,总是一笑带过。“情分归情分,历史归历史。”她说自己这辈子最得意两件事:一是把贺子珍从敌人枪口下救出来;二是把井冈山的女同志从“包袱”变成不可或缺的力量。每次说完,台下掌声都很密——在那个强调实干的年代,“巾帼不让须眉”由她身上得以具象化。
1998年3月20日,北京的雪意尚未散尽。病榻前,她低声告诉儿女:“记住,别把伟人神化。他也有困惑,也会犯错。”随后与世长辞,享年86岁。当年井冈山草寇岁月里结下的那份兄妹之情,终究定格在历史相册之中。
有人问:她到底理解毛泽东的晚年选择了吗?留下的日记并未给出完整答案。可在我看来,正是这份未完的追问,才让曾志显得更加真实——她战过,吵过,疑过,却始终把朋友二字放在心口。这大概就是革命年代最难得的柔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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